这段时间从美国仙纳度国家公园到蓝岭公路到大烟山国家公园，在阿巴拉契亚山区里穿行，让我想起了自己年轻时看过、印象深刻的一部讲阿巴拉契亚山区旅游的惊悚电影《Deliverance》，似乎中文译名叫《激流四勇士》或《死亡禁地》。

我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念大学时，那时候接触到国外电影是件很潮的事情，但是要看到优质电影却很不容易，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辗转借来那种图像已经被反复拷贝得模糊的录像带，有播放机的同学家庭非一般地富裕或有路子，二是上海专放内部电影的艺术影院（记得在海宁路乍浦路的“胜利”）以及复旦的一教、五教视听教室。

这部电影就是我在一个同学家看通宵录像时看到的。

影片讲的是四个来自大城市、爱好户外运动的中产阶级男人，结伴去阿巴拉契亚山区漂流，打算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冒险（再扯得远点，当年中国跟美国户外运动爱好者比拼漂流长江，居然发展成了一次国民精神唤醒）。结果在偏远山野，这批城里人遭遇了当地山民的袭击、追杀和凌辱，最后幸存者得以惊魂未定地逃出生天。

影片里看起来是近亲结婚的弱智儿童“斗琴“”（Dueling Banjos）一段开始掀起紧张情绪，让人印象深刻，最令人震撼的是纽约人被性侵，被强迫学猪叫（“Squeal Like A Pig!”）的一场戏。我是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这样的内容，当时甚至都不太看得懂，算是我在同性性行为方面的启蒙。

这部1972年的电影被公认为开创了美国惊悚电影中乡野恐怖（backwoods horror）类型的先河。后来无数类似套路——城里人误入偏远乡野，被当地原住民猎杀——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例如2000年后国内DVD看片时代流行的《德州电锯杀人狂》、《隔山有眼》。

《激流四勇士》并不是一部单纯反映社会冲突的电影，更多是文化隐喻。197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正在经历越战、民权运动、女性主义和城市化。电影让美国的消费主义、男性化的中产社会意识到，美国内部仍存在一个被现代化遗忘的一面。电影中的城市中产男性进入山区，本以为是在征服自然、体验男性冒险，结果却遭遇一个与现代法律、秩序和价值观脱节的边缘世界。随着暴力和生存危机出现，他们身上的文明身份逐渐剥落，被迫退回原始暴力状态。

坦白说，三十多年前，我的见识还不足以理解时代背景而看懂那部电影。直到今天从纽约、巴尔的摩、华盛顿一路开车进山，才有这些文化回忆、反思，并且唤起了我对中美文化的比较。

这部片子让我联想到两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电影：《盲山》和《盲井》：

《盲山》讲的是女大学生被拐卖到山村，多次逃跑失败，最终被彻底困住的故事；《盲井》则更残酷，展现了矿区里的人命如草芥和底层人性的扭曲。

这两部中国电影和美国电影《激流四勇士》同样聚焦封闭、愚昧、暴力的山里世界；然而，中美观众对这类电影的解读方式，却大相径庭。

在美国，《Deliverance》以及后续大量乡野恐怖类型片，绝大多数观众是把它们当作“类型娱乐片”来看的。这类电影有高度程式化的情节结构：城里人→误入禁地→被猎杀→反杀或幸存。它是美国电影工业的娱乐生产线批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功能是在安全距离内撩拨观众的恐惧、紧张和肾上腺素。我在《讲故事能力 ｜ 如何介绍一个企业软件》文中说过这种美式叙事的构造方法。

观众看片时惊呼刺激，但很少有人会真的把阿巴拉契亚山民当成现实中的主要威胁。即便今天有人批评这部影片存在对南方乡野白人教育程度低、排斥城市精英、近亲交配、崇尚暴力的刻板印象，这也只是文化讨论层面的事，很少会把电影上纲上线到社会矛盾和体制问题的冲突性讨论。

美国社会普遍观念是，电影就是电影，它是虚构的、夸张的、工业化娱乐的。

而在中国，观众却往往倾向于把这类题材电影，不是当做文化隐喻，而是视为社会现实的直接刻画或揭露。哪怕导演在叙事中刻意模糊了具体地点和时间，例如《盲山》其实做了很多虚化处理，观众依然会把它和现实中的拐卖妇女、底层暴力、城乡差距等现象直接对应起来。

一旦影片传播较广，或者碰上类似社会事件（比如前些年的“铁链女”事件，我对这个事件的态度，使得多个多年的前同事、MBA 同学跟我反目，参见 社会数字化转型 ｜ 正义魔人叱咤网络），很容易引发大面积的情绪共振和社会讨论，甚至带来某种恐慌感。人口拐卖不是被视为个别的、历史性的极端案例，也是社会发展代价，而被默认为是当下社会普遍现象。

正是为了避免太过负面的社会影响，两部“盲”系列电影并未在国内广泛公映，本质上就是中国电影导演为了迎合西方电影节评审口味而定制的评奖片，不过，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喜欢拿这种电影说事。

这种差异，折射出中美教育和文化模式的深刻不同。

美国文化中，娱乐与现实的边界被划得比较清楚。作为商业电影的主流，类型片有特定的叙事方式，观众也形成了在影院里看电影时，对影片情节“这是故事”的默认认知。电影可以极端、可以猎奇、可以政治不正确，只要在娱乐框架内，就被允许存在，很少有人将娱乐消费上纲上线为社会批判。而在中国，长期以来的人文理念的现实主义传统，加上特定的社会教育方式，让很多人习惯于把电影当作反映社会问题的工具。电影不是单纯的虚构故事，而是承载着揭露、批判、唤醒的功能。观众容易把银幕上的极端案例投射到现实中，产生强烈的代入感和焦虑感。

虽然这种认知模式有其积极一面——推动大众关注平等、公平、法制、文明等社会问题，但也容易让虚构作品被过度现实化，导致情绪放大，扭曲对现实的认知，加剧公知现象和愤青现象。尤其是到移动互联网和短视频时代，公众情绪和注意力是一种可开采的资源，因而自媒体会加剧对不安、不公情绪的渲染而获利，文化上这叫“剥削现象”（Exploitation）。

“剥削”在中文语境里，更多是作为政治经济学名词，而没有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名词被广泛研究——公知和自媒体就是在剥削人民群众的认知。

在企业管理领域，我和朋友们在 #比较管理学 领域，致力于消除对西方管理的盲目崇拜，同时虚心学习西方管理学的规律、方法，寻找真正的中国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