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魏水华

头图 | canva

第一次在新加坡吃辣椒蟹的人，大多都会有一种奇怪的错位感。

它当然不难吃，对热衷于香料与大块海鲜的食客来说，甚至算得上美味。

但问题在于：它不像一道“传统名菜”。

它太完整了。

完整得像是一道被精心设计出来、经过反复调和之后，被强行塑造成“所有人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而这种“被创造感”，在今天的新加坡，其实并不只出现在辣椒蟹身上。

鱼尾狮如此、小贩中心如此、“新加坡式英语”如此。

甚至连“新加坡华人”这个概念本身，也带着一种近代国家工程的痕迹。

而辣椒蟹，恰恰是这种国家叙事最成功的一次餐桌实验。

它被发明出来的过程，与杭州的西湖醋鱼，其实极其相似。

它们都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地方饮食。而是一个新兴城市、一个后发地区，在崛起之后，为了给自己寻找文化合法性，而被刻意推上神坛的“叙事型食物”。

很多人第一次到新加坡，都会下意识以为：辣椒蟹一定是一道历史悠久的南洋古菜。

其实并不是。

根据可考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辣椒蟹，大约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

新加坡本地饮食公认，其最早雏形，与一对经营街边海鲜摊的华人夫妻陈淑贞与林金城有关。为了吸引更多非华裔的食客，他们将清蒸螃蟹改为辣椒酱与番茄酱翻炒。

也就是说，这道后来被推上“国菜”神坛的食物，更像一道灵感乍现的现代城市料理，而不是源远流长的饮食文化堆叠。

但真正有意思的，并不是它出现得晚。

而是：为什么偏偏是它，最终成为了新加坡最重要的国家食物象征？

因为那个时代的新加坡，最缺的，恰恰就是“共同认同”。

今天很多人会误以为“新加坡华人”天然就是一个整体。

其实完全相反。

19世纪以来，整个南洋华人世界，本质上是高度宗族化、籍贯化的小共同体社会。

福建人抱团福建人。

潮州人抱团潮州人。

广府人抱团广府人。

客家人与海南人也各有圈层。

甚至彼此之间长期械斗。

英国殖民档案里，包括新加坡、槟城、马六甲在内的19世纪马来亚各华人商贸城市，长期存在福建帮、潮州帮、广肇帮之间的暴力冲突。秘密会社林立，“义兴”“海山”等组织彼此对抗，甚至演变成港口治安问题。

所谓“华人共同体”，在那个时代其实并不存在。

真正存在的，是一个个以血缘、方言、祠堂与商业利益绑定的小圈子。

甚至连今天被包装得极其浪漫的“娘惹文化”，本质上也并没有那么“民族融合”。

新加坡作家李永平曾在《吉陵春秋》中写过一句非常冷的描述：“南洋最早的融合，很多时候不是爱情，而是生存。”

所谓娘惹，本质上更多是早期南洋华人男性，在当地娶马来女性或土著女性为妾之后，形成的混合家庭文化。

所谓娘惹菜本身，依然是闽南、潮州、广府的饮食结构，只是在香料与调味上吸收了一部分马来世界。

所以《给阿嬷的情书》之所以会让很多南洋华人破防，不是因为故事本身多么复杂。

而是因为它重新唤醒了一个早已被现代国家刻意模糊掉的事实：

南洋华人的情感认同，本来是跨国的。

它来自祖籍、血缘、方言与宗族。

而不来自现代民族国家。

1950年代以后，这种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严重。

万隆会议之后，整个东南亚开始进入民族国家时代。

而华人突然被迫面对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东南亚人”？

这件事，对于新加坡尤其致命。

因为新加坡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民族。

马来人认为这里属于马来世界；华人占人口多数，却长期心向中国；印度裔则维持着自己的文化体系。

更麻烦的是，当时大量南洋华人仍然坚信“落叶归根”。

赚钱回唐山，孩子送回中国读书。祠堂修在福建广东。真正的故乡不在南洋。

今天很多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这种漂泊感。

但在20世纪前半叶，整个南洋华人社会几乎都活在这种情绪里。

食神蔡澜就是典型例子。

1959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潮州的蔡澜离开南洋赴日本留学，后来长期定居香港。

这一代华人精英，本身就是漂泊的。

新加坡对于他们而言，很多时候只是港口，而不是“祖国”。

而这，恰恰是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最恐惧的事情。

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反复提到：“如果人民不相信这里是自己的国家，那么新加坡就没有未来。”

所以，新加坡后来不断强调：

“落叶归根”不重要，“落地生根”才重要。

这其实是新加坡国家叙事最核心的一步。

它必须想办法，把福建人、潮州人、客家人、广府人、马来人、印度人，重新熔成一个新的“新加坡人”。

而饮食，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法。

因为政治会制造分裂，食物不会。

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开始出现：

新加坡开始不断筛选、包装、推广那些“所有族群都能接受”的食物——它要与华人有关，但又不能太有关。

黑胡椒螃蟹、咖喱鱼头纷纷粉墨登场。

辣椒蟹，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道。

因为它足够模糊。

它有中式炒蟹逻辑、有东南亚微辣口味、有殖民时代番茄酱、甚至还有一点英式甜酸口味。

它不属于任何单一族群。

于是反而适合成为“所有人的菜”。

你会发现，新加坡很多所谓国民食物都有类似特征。

海南鸡饭，本质上已经不是海南菜；肉骨茶，也和福建药膳完全不同；叻沙更是混血中的混血。

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故意模糊来源。

因为只有来源模糊，才方便被重新定义成“新加坡文化”。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民族，本质上是一种被想象出来的政治共同体。”

而现代国家最擅长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断制造这种“共同想象”。

辣椒蟹其实也是如此。

它后来甚至不再只是食物。

而变成了一种国家Logo。

外国领导人访新加坡会吃、旅游宣传会出现、机场广告会出现、综艺节目会出现。

它越来越不像一道菜，而像一种国家符号。

醉有意思的是：很多真正的新加坡人，其实平时并不太常吃辣椒蟹。

因为它贵、麻烦、不适合家常。

更多出现在年度的聚餐，或是宴请外来客人。

根据东南亚海鲜加工商siger jaya abadi的统计，新加坡人均螃蟹消费量为1-1.2公斤/年。

按照辣椒蟹原料斯里兰卡蟹的平均单只重量1.5公斤计算，普通人一年吃不上两三次辣椒蟹。

这样的消费量，对比德国国菜腌肘子、日本国菜寿司拉面、越南国菜河粉、西班牙国菜海鲜烩饭来说，太名不副实。

可即便如此，大量新加坡人依然真诚认同它是“国菜”。

如果有人诋毁辣椒蟹，大概率会遭来新加坡人的反驳。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脱离“日常食物”范畴，变成了一种身份认同。

辣椒蟹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新加坡崛起之路上，为了国族意识的构建，采取了很多很多种方法……

这是1955年中国与第三世界各国签署《万隆协议》，明确不承认多重国籍、明确各国互不干涉内政之后，不愿意抛弃家业回到故土的华人们自救的途径；

也是新加坡以极小的国家体量，立足于马来西亚、印尼这些马来化国家海洋之中的智慧。

今年，新加坡媒体青睐《小娘惹》这类描绘南洋各族浪漫通婚融合的电视剧，而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出现了很多过激负面评论，其底层原因很简单：

一部电影，模糊了国家、民族分野，唤醒了很多人基于血缘和宗亲的感情，也动摇了新加坡多年来的民族建构和国家叙事。

打个不太准确的比方：如果前男友先抛弃了你，多年后你家庭和睦、岁月静好的时候，发现前男友把你们的深情往事写成了畅销小说，还看得周围亲戚朋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换你你会不会反应过激？

很多外地人第一次吃西湖醋鱼，都会疑惑：

杭州人平时真的吃这个吗？

答案往往是：不太吃。

至少不像游客想象得那么常吃。

原因很简单。

西湖醋鱼其实非常挑鱼。

普通草鱼不够鲜，糖醋汁压不住腥味。好鱼又不值得这么做。

真正好的淡水鱼，清蒸、白汤、香煎，通常都比糖醋处理更适合。

所以西湖醋鱼以“鱼有蟹味”标榜，长期带着一种很强的“文人菜”气质。

它更像一种被叙述出来的杭州。

而不是杭州人真正天天吃的东西。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杭州本来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势饮食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长期属于吴越边缘。

真正的文化中心、成熟的江南饮食体系，其实是吴国和越国的首都，苏州、绍兴。

今天很多所谓“杭帮菜”，本质上都带着明显的苏绍影子。

醉蟹、糟货、黄酒体系来自绍兴；细点与船菜逻辑来自苏州。

真正改变杭州命运的，是一千多年后的吴越国与南宋。

政治中心南移之后，杭州突然获得了巨大的历史资源。

它从边缘城市，一跃成为帝国首都；而一个新兴中心最需要的，往往就是文化合法性。

于是，它开始疯狂制造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

西湖、龙井、白蛇传、龙井虾仁、西湖莼菜、西湖醋鱼。

这些名字本身，其实已经说明问题。

它们不是自然形成的民间叫法。

而是高度“城市品牌化”的命名。

换句话说：

它们本质上是一种饮食包装。

目的，是为了让杭州看起来像一个拥有悠久饮食传统的文化中心。

是不是和新加坡的辣椒蟹一模一样？

新加坡这个国家，没有天然腹地、没有大河、没有矿产、甚至连淡水都长期依赖马来西亚。

但偏偏，它后来却取代槟城，成为英国海峡殖民地核心。

再后来，又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硬生生变成一个独立国家。

这件事本身，就充满历史偶然。

从地理条件来说，槟城其实更像传统华人港口。

它有更完整的老南洋气质、更成熟的闽粤移民社会、更深厚的饮食传统。

但历史最后选择了新加坡。

于是，新加坡后来必须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成功。

而饮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今天的新加坡，非常热衷于文化遗产叙事。

2020年，新加坡“小贩文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整个国家几乎陷入狂欢。

因为它太需要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

哪怕这个小贩体系，本质上整个马来西亚都有。

甚至很多源头都在槟城、马六甲。

但没关系。

只要最后全世界默认“这是新加坡的”，那它就成功了。

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现代的国家建构方式。

通过不断包装、定义、输出，最后反向塑造现实。

久而久之，甚至连本地人自己都会相信。

就像杭州人自己不怎么吃西湖醋鱼，但外地人质疑这种食物的时候，总有几个本土文化热爱者会跳出来反驳，并列举哪几家饭店的西湖醋鱼是好吃的——

他们完全没思考，这些饭店用的贵价好鱼，如果用豉汁蒸、用干煎、用奶汤煮，是不是比白煮鱼浇糖醋汁更好吃。

这就是无形的手的力量，是文化叙事操控人的认知的力量。

因为被捍卫的，早已不是那条鱼，而是对这座城市的认同。

话说回来，对比西湖醋鱼，辣椒蟹至少还算好吃，尤其是配炸馒头。

它本质上，其实非常接近东南亚传统料理的逻辑：重酱、浓味、强调分享、强调热闹。

它未必精细，但足够港口。

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很像新加坡本身：

高密度、高刺激、杂糅、商业化、充满海洋贸易文明气息。

而西湖醋鱼的问题则更严重。

因为它对鱼的要求太高。

普通鱼做不好，好鱼又舍不得这么做。

于是很多游客最后吃到的，只剩下一层糖醋汁。

真正日常的杭州饮食，其实是片儿川、酱鸭、虾爆鳝、葱包烩。

但问题在于：这些东西不够“代表性”。它们太市井、太地方、太难传播。

而西湖醋鱼虽然不好吃，却足够符号化。

所以它才能成为城市名片。

辣椒蟹也是一样，它未必是新加坡人最常吃的，但它足够适合被观看。

而现代旅游城市最重要的，恰恰就是“可观看性”。

很多人总以为：传统是天然形成的。

其实不是。

今天世界上很多所谓“传统”，本质上都非常现代。

中国的饺子叙事，是弥合南北差异重新包装的。

韩国很多“传统韩食”，是工业化后才标准化的。

法国地方菜体系，也大量形成于铁路时代之后。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观点：“许多被认为古老的传统，其实是近代才被创造出来的。”

所谓传统，很多时候只是成功的叙事。

谁能把一种地方食物讲成国家故事，谁就赢了。

而新加坡，恰恰是这方面最成功的学生。

因为它太年轻、太小、太缺历史。

所以它必须拼命制造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

辣椒蟹、小贩中心、鱼尾狮、滨海湾。

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情绪包装。

而最厉害的是：

时间久了，连人们自己都会忘记，它曾经是“被创造出来的”。

就像今天很多游客已经默认：

辣椒蟹天然属于新加坡。

可实际上，它真正诞生的时候，新加坡这个国家都还没正式独立。

所以很多时候，所谓“国菜”，并不是一个国家最古老的食物。

恰恰相反、它往往是那个国家最需要被别人记住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