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京谏看法

并非简单的“意外事件”，而是民事交易边界、刑事立案标准、异地传唤程序、执法全程留痕、安全保障义务多重交织的典型争议案件。

紫荆城小区

四川阆中籍男子杨清杰，在成都购买一辆二手车，又出售给陕西靖边县一客户。整个交易过程中，因被原车主将车抵押给了银行，故暂无法提供机动车登记证书（俗称“绿本”），并约定待贷款清偿后再办理过户。靖边客户支付大部分款项后，以被“诈骗”为由向当地警方报案，靖边警方以诈骗罪立案侦查。

5月25日13时20分许，陕西靖边警方赴四川阆中，对杨清杰实施异地传唤，在阆中警方配合下，共五名民警前往杨清杰居住的阆中市紫荆城小区2栋1单元13楼住处。杨清杰并未开门，约45分钟后（14时05分），杨清杰惊恐从室内翻窗，坠落至八楼平台身亡。

家属陈述与现场时间线显示：自13时20分民警到达现场，至14时45分民警破门进入室内，长达1小时25分钟的关键时段，执法记录仪未开启、无全程录音录像；进入室内后仅用手机拍摄，且无第三方见证人；直至发现坠亡事实后，执法记录仪才开启。

阆中检察院

阆中市检察院对杨清杰死亡初步结论，认定为意外事件、意外死亡。家属对此强烈质疑，认为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并直指异地传唤程序、现场处置及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问题。

从法律层面来看，杨清杰坠亡事件至少存在三大核心争议。

一是交易纠纷是否构成刑事诈骗，存重大争议。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诈骗罪须同时满足：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杨清杰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车辆抵押、暂不能过户属于民事合同履行障碍，杨清杰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及“非法占有目的”，证据链条并不完整，直接刑事立案并按诈骗侦查，法律定性本身就存在争议。

二是异地传唤程序及现场执法是否合规，疑点突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公安部办案协作规定：异地传唤应当持传唤证、办案协作函件、人民警察证，在协作地公安机关配合下进行。同时，执法过程应当全程录音录像，保障程序透明、可回溯。

而这起事件的关键问题在于：警察到达现场至破门期间长时间未开执法记录仪，关键过程无影像固定；面对被传唤人拒不开门、情绪不明，未采取必要安全评估与防范措施；长时间对峙后破门，期间对室内人员心理状态、安全风险未尽合理预判与处置义务。

三是被传唤人坠亡，检察机关直接定性“意外”，是否过于草率。司法实践与多起判例表明：公安机关在传唤、拘传、询问等执法过程中，对当事人负有法定安全保障义务。若执法程序违法、现场处置不当、未尽安全注意义务，导致当事人跳楼、坠亡等后果，相关人员可能涉嫌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公安机关亦可能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杨清杰遗照

杨清杰之死与异地上门传唤、长时间对峙、执法不透明、安全防范缺失存在直接关联，并非完全孤立的“个人意外”。阆中检察院在未充分公开证据、未全面审查执法全程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为意外死亡，结论难服众、法律论证明显不足。

因此，本案并非简单的“意外事件”，而是民事交易边界、刑事立案标准、异地传唤程序、执法全程留痕、安全保障义务多重交织的典型争议案件。杨清杰的意外身亡，背后折射出跨区域执法规范化、刑事立案谦抑性、公民人身安全保障等深层次问题，亟待依法、公开、公正地全面复查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