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开罗宣言》
根据战后国际法，不能根据所谓的《旧金山和约》和《关于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的协定》，而要按《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规定，无论《马关条约》前后，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都必须归还中国。
《开罗宣言》英文版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中文版《开罗宣言》的记载，实际上没有“一切”这两个字，但英文是有的——All
the territories,只要是“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日本从中国人窃占的），都要交给“China”（中国）。日文是按照英文翻译的，很有意思，其中称：“日本国从清国人盗取的一切地域都要归还中华民国”，即《马关条约》之前日本国从中国窃取的钓鱼岛也必须归还中国。关于这一点没有任何曲解的余地。
《开罗宣言》日文版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日文和英文一样都有“一切”，中文却没有。所以我屡次提出质疑，认为应该恢复“一切”这两个字，至少要加个括号。因为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在法律条文中，每个字、每个标点都极其重要。况且根据国际惯例，如果不同版本的国际文献的内容有所不同，通常以英文版内容为准。
日方强调《马关条约》虽然作废了，但他们在《马关条约》之前三个月就已经把钓鱼岛占有了，所以说台湾随着《马关条约》的作废归还中国，但钓鱼岛是不包括在内的。但如果追溯到《开罗宣言》，有了“一切”这两个字，包括《马关条约》之前日本从中国窃占的领土也必须归还中国，就显然特指钓鱼岛。为什么？因为《马关条约》之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那不是窃取，而是明抢，是根据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进行强夺和硬抢的。真正盗取的是钓鱼岛，所以法律条文要回归到文献和真实状况去理解，这是应有的国际法解释。
4.关于“保钓运动”
“保钓运动”特指上世纪70年代初在北美各大城市，由华侨华人和留学生掀起的反对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
我们刚刚追思103岁的杨振宁先生，他作为一位物理学界泰斗，35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物理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他为维护钓鱼岛主权也做出了重要的、鲜为人知的贡献。
下面这张照片是2017年6月17日拍的，我有幸就当年的“保钓运动”向杨振宁先生讨教。在我的著作《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出版后，我才有一点点胆量跟杨先生相约，请教他上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参与“保钓运动”的亲身经历。
2017年6月刘江永老师向杨振宁先生请教
保钓运动经历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当时我认为，如果不向他请教这段经历，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远不如杨先生的口述。当时已经96岁高龄的杨先生欣然接受了我的到访。他头脑清晰，记忆力惊人，十分健谈。我们谈论了大约一个半小时。他看了我的著作，并给与充分的肯定和鼓励！
据他回忆说，“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台湾或香港去的，无论是左倾的还是右倾的，留学生们对于钓鱼台这件事，都完全反对日本占有。”1971年10月29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审议《关于琉球诸岛和大东诸岛的协定》听证会，会上就涉及到钓鱼岛问题。出席这场听证会的有杨振宁、吴仙标、邓志雄与约翰芬·查四位美籍华人，并由杨振宁作为代表在听证会上发言，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
杨先生一边看我给他的材料，一边跟我回忆他当时的证词要点：历史、大陆架地理状况、法律记录和台湾渔民使用情况等都表明，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的一部分，毋庸置疑。我觉得杨振宁先生非常了不起，作为华人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替中国说话，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但他很谦虚，谈话中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吴仙标先生对他的帮助。
杨振宁先生曾经就是这样一位海外赤子。他说，钓鱼岛并不包括在1951年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之内。美国海军错误地将这些岛屿看作琉球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在那里设有靶场。希望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彻底从这个错误中摆脱出来，明确表明美国关于钓鱼岛争端的中立立场，停止美国对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主权的事实承认。
对于这个听证会，日本曾想干扰，但是晚了，会已经开完了，日本也没有办法派代表去申诉他的立场。所以历史上美国的听证会档案里，只有美籍华人杨振宁代表保钓华人的发言记录。此前，美国政府已做出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决定，但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确认。那么，美国国会和政府的一致立场是什么呢？
在这次听证会后，同年11月美国参议院批准该协定时表示，“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利来自和约，从该和约中，美国只得到施政权而没有主权。所以美国把施政权交给日本并不意味着主权的转移，也不影响任何一方对尖阁列岛或钓鱼岛列岛主权的主张”。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钓鱼岛列岛的施政权交给日本，但在对于中日双方有关领土的对立主张，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端的任何一方。对这些岛屿的任何争议均为当事者彼此解决的事项。”这期间，日本曾企图在钓鱼岛建设气象站，但因美国担心激化矛盾而表示反对，日方不得不作罢。
总而言之，1972年5月15日起生效的《美日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日本称“归还冲绳协定”）并未使日本获得钓鱼岛的领有权，其从美国获得所谓“施政权”，也一直遭到中方反对。近10多年来，在钓鱼岛海域现场，中日两国相关执法船同时存在，根本不存在日本单方面有效管辖钓鱼岛的事实。
1971年4月，华盛顿、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等地青年学子成功地举行了示威游行，向美国、日本及台湾当局抗议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岛 | 图片来源：清华大学图书馆
目前，日方主张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日中之间没有领土问题，拒不承认日中双方曾就“搁置争议”达成过共识。
对此，需要强调的是，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毫无争议。但是，在客观上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即两国看法不同。这一点日方也不能完全否认。中日双方在上世纪70年代为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达成“搁置争议”的政治默契与外交共识，是指两国可以先把一时难以达成一致看法的钓鱼岛归属认知的争议放一放，以后再谈，而非钓鱼岛主权归属未定。
大家不要觉得这事儿还没解决，好像日本说归他们、我们说归我们，这事儿就没有定论了，其实根本不是！钓鱼岛从明朝起就属于中国，到清末是被日本借甲午战争趁火打劫窃占的，其后又利用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连同台湾一起实施殖民统治并进行殖民开发的。盗取的东西必须物归原主，战胜国的领土必须如数奉还。关于这一点，从法律上讲，根据1943年《开罗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早已经得到解决。
问题是在现场谁能实际控制。日本自知理亏，所以一直企图借助美国撑腰在钓鱼岛实现所谓“长期稳定的有效统治”。于是早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内阁便开始每年出资“租借”钓鱼岛，实施政府管辖，开始单方面改变现状。2012年野田佳彦内阁又不顾中方反对而宣布政府“购岛”。结果弄巧成拙，给了中方采取反制措施的机会和正当性。中方开始在钓鱼岛领海实施常态化执法巡航，于是在钓鱼岛海域形成中日两国执法船“同时存在”的局面。
既然在客观上中日两国就钓鱼岛归属有不同看法和主张，存在认知争议，那么双方就有必要重新定义这一问题的概念，从而找到通过交流、对话、磋商等持续澄清争议。只有这样，才能为防止在钓鱼岛海域发生不测事态进而引发中日全面对抗，进而为未来理性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奠定基础，找到解决问题的入口。
关于台湾及钓鱼岛归属的国际法依据，日本是无法推翻的。首先，《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一脉相承，先后明确认定，日本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必须归还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这里补充强调一句话，钓鱼岛列岛是中国台湾省不可分割的附属岛屿。如果日本民众不了解这一点而误以为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就必然会反对中国实现海峡两岸统一，甚至支持安倍晋三提出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逻辑，从而形成中日两大民族的长期对抗。
长期以来，日本当局的一些人强调，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只表明“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但并未明确表示承认。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其实，在当年中日双方谈判时，中国就没有接受这一点。而日方受到自民党内“台湾帮”的反对而难以按中方要求在联合声明中直接写明“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于是日方谈判代表大平正芳外相经内部磋商，决定通过间接的法理表述承认中方立场。
即，日方在《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涉台问题上补充了一句很重要的承诺：“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还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而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日本必须履行《开罗宣言》相关规定，将清朝以来从中国窃占的一切领土归还中国。对此，中方同意接受，从而使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与战后国际法、国际秩序彼此吻合，相互衔接。
如今，日方谈及《中日联合声明》涉台问题时却刻意回避上述“坚持波茨坦公告”的明文承诺，并企图以《旧金山合约》取而代之。这无疑是在台湾问题上开历史倒车，为横加干涉台湾问题制造借口，同时妄图颠覆战后关于确立钓鱼岛归属的法理基础。这些当然是徒劳的。
日本当局的一些人甚至表示，《中日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约束力，此言差矣。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基本纳入了《联合声明》的重要条款，并且明确规定，“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于严格遵守”。因此可以认为，《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同构成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政治与法律基础，都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约束力。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和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也都肯定了这两份文件的重要地位，确认双方必须恪守其中阐述的各项原则。
《日本国宪法》第98条有明确规定：“本宪法为国家的最高法规，与本宪法相违反的法律、命令、诏敕以及有关国务的其他行为的全部或一部，一律无效。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之。”因此，从日本国内法与国际法构成的完整法律体系来看，钓鱼岛的归属必须依据这一法律框架来认识和处理。
八、日方所谓的“证据”为何不成立？
最后，再说说日本所谓的证据为何不成立，这一点也很重要。
1.关于1920年冯冕的“感谢状”
日本外务省网站、驻华使馆网站都会展示一份所谓的“感谢状”，以证明中华民国政府曾经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这份文件确实存在，但它是1920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产物，反映了当时中国驻日外交官在这一背景下处理相关事宜的表述方式。当时，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岛均被日本统治。但是，伴随战后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归还台湾后，这类文献均已作废。所有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这类公文，在国际法上均无效力。
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感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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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新中国出版的地图
日方还拿出一些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以证明所谓新中国出版的地图将钓鱼岛划进了日本版图。例如，关于日方出示了1958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的日本地图。该图将台湾中部、北部和东北各附属岛屿划入琉球群岛范围，而在钓鱼岛部分的海上边界不详。于是，日方便以此为据称中方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
关于这一谬说，我在2011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主权归属》就戳穿了，指出在该地图集扉页下端有一行关键注释：“中国部分国界线，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具体分析。
1958年中国地图出版的《世界地图集》，有关中国部分国界线是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在日本版图内保留战前地图痕迹容易引起误解，但不足为据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申报》在20世纪40年代曾被日本人接管，不排除《申报》地图绘制的日本地图被纳入这部《世界地图集》的可能性。该图尽管修改了地图中台湾的颜色，以区别于琉球群岛，但仍保留了战前日本地图的部分痕迹，容易造成误解，因此不足为据。
不过，日本人却很可能不接受这种推断。他们会认为，新中国成立这么久，难道就没有其他地图可引，非要用日本人画的原图吗？所以我当时就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中国相关地图，有些甚至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地图中，琉球群岛不在日本版图内是有据可查的。比如，195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界分国图》，整个琉球群岛并未划入日本版图。
1953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界分国图》（左）和195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国图》（右）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不过，195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国图》中，日本版图则包含了琉球群岛，并用一个梯形画法特意将钓鱼岛划了出去，并未纳入其中。这个1956年的版本比1958年的更早，那该以哪个为准呢？我认为，应该以中国地图出版社1956年《世界分国地图》的版本为准，该图扉页的同样位置注明：“图上中国国界线系按照我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绘制”。由此可见，中国早在1956年便认为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群岛，并将这一点体现在地图绘制方面，而不像日本人说的那样中国好像在70年代发现石油蕴藏后才认为钓鱼岛属于中国，此言差矣。
1956年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分国图》中的日本版图中没有钓鱼岛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然而，日方又展示出以下这幅1969年中国出版的地图，并声称该地图上标注了“尖阁群岛”，并以此为依据主张中方承认钓鱼岛属于日本，甚至掐头去尾地在国际互联网上散布谣言，混淆视听。
我认为，这恰恰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说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赤尾屿，都属于中国台湾省。我们仔细观察下面这幅地图，可以看到一个“破框图”标注。之所以使用破框图，是因为原图范围有限，无法完整地将包括赤尾屿在内的钓鱼岛列岛全部画入台湾地区，所以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突破原图框架的特殊画法。
1969年内部出版的福建省、台湾省地图，用破图框方式将钓鱼岛列岛划入台湾省范围。这证明，中国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与其后该海域发现石油资源无关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这幅地图出自中国1965年绘制、1969年出版的一本“机密”大地图册，其中第18页是福建省和台湾省的局部图，标注了“机密”二字。当时正值中苏边界局势紧张，如此详细的地图具有军事意义，或许因此而被列为“机密”。不知日方是如何获取这个“机密”地图册的。后来，日本自民党负责搜集、调查相关情报资料的一位众议员如获至宝，曾拿着这份地图的复印件来当面询问我的看法。
我回应他说，这幅地图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于1965年绘制、1969年出版的。尽管地图上误用了“尖阁群岛”这一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岛名，但它以破框图的形式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特意绘入中国版图，足以证明1965年之前新中国政府已认定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日本有人声称，中国是在1968年发现石油之后才主张钓鱼岛属于中国，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
对方听完我的解读，最初的一肚子怨气也消失了，收回了对中方的“抗议”，并主动提出是否可就此进行日中对话并邀请第三方参与。我对他说“当然可以，一言为定”，还顺便“感谢”了对方客观上替我“解密”。因为如果日方不把它公布出来，即便该地图能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也不便公开使用。不过，后来这位日本众议员并未兑现承诺，且不再担任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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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人民日报》的一份资料
此外，日本外务省网站还展示出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琉球人民反对美国占领的斗争》这篇文章，并称中国承认“尖阁列岛”（钓鱼岛列岛）包括在琉球群岛之中。我对此也进行了查证。经核实，这篇文章确实存在错误，但它既不是《人民日报》的社论，也不是记者撰写的报道，而是一篇配合版面的编译“资料”，不能代表报社立场，更不能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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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判断它是一篇编译“资料”，是因为在短短一篇文章中连“嘉手纳”（美国驻日本最大的空军基地）这一地名都出现了两种译法：一处写为“嘉手纳”，另一处却写成“卡台纳”，并在括号里标注“译音”。实际上，“嘉手纳”在日语中的发音为“Katena”，这明显是编译的材料来源不一造成的混乱。此外，这篇文章没有作者署名，只注明“资料”字样，很可能是综合了日本或中国港台地区的报道拼凑而成的。
为求证我的判断是否准确，后来我请教了《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孙东民（2021年11月去世）等人，他们认为我的判断准确，因为1953年人民日报社还没有日文报纸，主要信息来源是收听日本广播和参考港台报刊。这篇文章确属编译资料，存在瑕疵，有可能是将日本的错误信息编译在其中而造成的，不能代表中国政府或报社的立场。
4.日方的所谓“新证据”
最后再和大家讲一下，据2025年1月7日日本媒体报道，位于东京虎之门的一个所谓日本“领土主权展览馆”展出了三个所谓“新证据”。我仔细看了一下，其实这些都是我十年前就已经批驳过的旧材料，可以说是“陈糠烂谷子”，毫无新意和价值。
其一是，1950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中出现的《对日和约中关于领土问题与主张提纲草案》。日方在展板说明中强调，“该资料使用了‘尖头诸屿’的名称，作为琉球，特别是八重山的一部分……这是以迄今尖阁诸岛属于琉球（冲绳）的认识为前提的。因而与现在中国的主张不同，这是证明中国1950年当时并未认为尖阁诸岛自古以来属于台湾的证据。”
对此，我早在2016年出版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史料与法理》一书中便进行过系统的澄清和驳斥。由此可见，日本现在根本拿不出任何新的证据材料，只能把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拿出来充数。这些看似唬人的材料，实际上越描越黑，反而更加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属于中国。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我的拙著《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的日文版译著，其中也提到1950年5月中国外交部档案中的这份没有署名的草案。由于当时美国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参会，这份草案并未正式提出，但其中已经明确写出了两个方案：
第一方案是，根据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时为换取中方同意而提出把八重山和宫古群岛划归中国，因此应研究把这些岛屿划入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第二方案是，根据清朝册封使张学礼等记载，琉球范围被界定为三十六岛(不含钓鱼岛)，须研究将当时日本概况中记载的“尖阁诸岛”(指钓鱼岛、黄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赤尾屿连同台湾一并归还中国。
这份草案资料只是在涉及当时琉球“概况”部分写有“八重山（尖头诸岛）”或“尖阁诸岛”，这是引用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统治下的琉球概况及岛屿称呼，而根本不等于中国承认钓鱼岛是“琉球（冲绳）的一部分”，也不代表中国政府承认钓鱼岛属于琉球或日本。
日本东方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钓鱼岛列岛归属考：事实与法理》日本版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其二是，日方曲解中国清朝官员傅云龙1889年编撰的《游历日本图经》一书，谎称该书证明清朝官员曾认为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对此，我早在2015年1月15日《环球时报》的文章中进行了澄清：这位外交官叫傅云龙，他从未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他的游记中绘制的疆域图也不包括琉球。至于未提及钓鱼岛，是因为当时它被视为无人岛，但这绝不等于承认其属于日本。日方对这段文献的解读完全是歪曲历史。
2015年1月15日《环球时报》刊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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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傅云龙当时引用的日本岛表中写有所谓“低牙吾苏”等被篡改了的钓鱼岛名称，也不足以证明所谓傅云龙认为钓鱼岛属日本。傅云龙编撰的《游历日本图经》一书反而充分证明，清政府官员仍未予以承认琉球群岛作为“冲绳县”属于日本。日方断章取义地曲解中国清朝官员文献以证明钓鱼岛属于日本，纯属弄巧成拙。如果日方坚持迄今的误读并强调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的法理证据价值，岂不等于自我宣布冲绳不属于日本而是独立的琉球国吗？因此，我认为我们应有充分的信心，包括学术上的自信，对真理的坚持，以及与日本进行理性、耐心和认真的对话与交流。
关于钓鱼岛未来的前景，我在2005年和2007年出版的书中已做过分析，如今近二十年过去，形势发展与我当时的预测基本吻合，我是依据中国《易经》阴阳变化系统的逻辑推演的。目前，我们正处在我所预判的“恶性循环”轨道上。
20年前，钓鱼岛问题在表面上处于“搁置争议”状态，但实际上存在两种可能走向：恶性循环与良性循环。我当时主张中日两国应争取实现良性互动，但现实则是正沿着恶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刘江永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人民出版社出版2007年2月出版，第748页 | 图片来源：主讲人PPT
其主要原因是日本不同领导人上台后的态度不同，日方并未严格遵守中日双方曾经达成“搁置争议”的共识，不时出现右翼团体登岛滋事，后来日方干脆否认存在“搁置”共识，甚至企图通过政府“购岛”，实现所谓“国有化”。这就激起中国港台地区和内地一些“保钓人士”自发采取闯海登岛等行动相对抗，问题更加复杂化。
然而，日本除了在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曾非法控制钓鱼岛之外，从未对其行使过有效的管辖。即便现在，日本也并未实际控制该岛，仅有海上保安厅在周边巡航。而与此同时，中国海警船也依法在该海域开展常态化巡航，形成你来我往的对峙局面。这是最近十多年的状况。
我曾在厦门与港台及内地的一些“保钓人士”直接交流过，并做出以下说明：第一，无论中日哪一方的民间登岛行为在国际法上都不具备法律效力。第二，中国政府已经通过执法巡航实际行使管辖权，这些官方行动具有法律效力，不需要民间再去通过升旗等方式宣示主权。第三，如果中国海警未在该海域执法，中方民间“保钓”船只被日本警方拦截、扣押反而会为日本所谓的“实际管辖”制造案例，对中国不利。他们都静静地认真听，而且听懂了，无人反对我的看法。
目前与上世纪70年代杨振宁先生参与“保钓运动”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但他们爱国保钓促统的精神仍然值得发扬。我们从事的是“学术保钓”，传播真相，相信有理走遍天下。为此，我曾于2012年赴那霸、石垣岛就钓鱼岛归属真相做讲座，效果良好。在与号称“尖阁baka（狂人）”的石垣市议员仲间均就钓鱼岛归属进行交流后，对方虽仍坚持原有立场，但态度明显缓和，并表示愿意同我们进行合作。问题是，这方面的努力还缺乏广泛性、连续性，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归属的“信息不对称”，这说明还有许多需要努力的余地。
2011年我在日本就钓鱼岛问题演讲后，有位日本听众提问，“是否可寻求国际仲裁解问题？”我回答，如果与发生冲突和战争相比，国际仲裁当然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必须双方都同意接受仲裁，都承诺接受国际仲裁结果，国际仲裁才能成立。此外，在国际法仲裁过程中，必须双方进行对话。但目前的问题是，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日中之间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问题，而单方面提出的仲裁是无效的。
因此，要打破僵局、避免冲突、维护长期和平并改善两国关系，唯一出路是回到良性循环的路径上，入口就是两国政府就钓鱼岛问题启动和展开对话。即便一时无法解决争议，也应先澄清争议，共同探寻解决出路。遗憾的是，日方虽然主张双方应进行对话，但有关钓鱼岛归属问题则被排除在外。
有鉴于此，早在2007年，我就曾在书中建议中日双方可以分步骤推进良性循环：首先，共同整理并出版相关历史资料，澄清事实；若条件成熟，可设立专门委员会，定期磋商；进一步，在钓鱼岛海域建立信任措施与行为准则；随后，推动该海域资源能源的联合调查与共同开发或开展海洋观光旅游合作开发；最终，通过谈判协商划定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划界问题。现在看来，如果缺少常态化的澄清争议，不仅过去达成的某些共识会伴随日本政局的变动而被动摇，而且钓鱼岛问题还会与日本政局变动相互影响，形成更大范围的恶性循环。
以上是我今天围绕钓鱼岛问题所讲的八个方面，以及日本近期最新的动向。学术研究永无止境，感谢各位的聆听。
九、交流与问答环节
主持人
万分感谢刘老师这么充分、悉心地准备这场讲座，一刻没停地讲了三个小时，而且还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也非常感谢这么多听众一直坚持到现在，我相信这三个小时的讲座，内容之丰富，正如一个观众所说，这是他听到的，当然也是我听到的“最强的证据链，没有之一”，来证明钓鱼岛的主权是属于中国的。
问题1：请问刘老师，“尖阁列岛”的称谓或说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叫“尖阁”？是怎样一个过程？
刘江永
所谓“尖阁列岛”，最早是日本地理学家黑岩恒提出的。1900年，他在日本已经殖民统治台湾的背景下，第一次去钓鱼岛、黄尾屿进行实地考察，回来之后写过关于钓鱼岛、黄尾屿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这个所谓“尖阁列岛”的说法。之所以叫“尖阁”，是因为这些岛屿露出水面，就像一个个房顶一样。因此，最开始是英国的地图文献将钓鱼岛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记载为“Pinnacle Is”“Pinnacle group”。日本海军省1873年编译的《台湾水路志》将其翻译为“尖阁”；1892《支那海水路志》将其翻译为“尖头群岛”。
黑岩恒在1900年《尖阁列岛》一文中称，“据帝国海军省出版的海图（明治三十年，即1897年），本列岛由钓鱼岛、尖头诸岛及黄尾屿组成……然而，此列岛至今还无统一名称，为在地理学上的方便起见，姑且以尖阁列岛这一创新名词命名之……。”他在尖阁列岛下面仍使用了中国的岛名：钓鱼岛、黄尾屿及所谓“尖阁诸屿”。后来日本政府就是把这些岛屿叫做尖阁列岛，但是并没有统一，一共有三种说法：一个叫“尖阁列岛”，一个叫“尖阁群岛”，还有叫“尖阁诸岛”。我记得是1996年，日本政府统一改称为“尖阁诸岛”。
简单来说，在1900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日本学者黑岩恒把中国的钓鱼岛这些岛屿作为殖民统治下台湾的岛屿，统称为“尖阁列岛”。我要强调的是，这是对中国钓鱼岛列岛名称的篡改。如今，在一些国际网站上，似乎“SANKAKU”的说法比较多，但在我一个研究者听来，就和现在还把我们的东三省叫“满洲国”、把中国称为“支那”是一种感觉，非常反感。所以希望在今天的讲座之后，大家正确使用钓鱼岛这一称谓。
问题2：马英九参与过保钓活动，他的博士论文是否是关于钓鱼岛的？怎么论证的？
刘江永
据说马英九先生并没有怎么直接参加在美国的“保钓运动”。他是准备到美国读博士的过程中看到老保钓们的行动，受其感染，也想参与，回到台湾后成为青年学子的保钓先锋。那时候他比较年轻，他的老师丘宏达是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对钓鱼岛归属很有研究。他建议马英九，与其上街游行，不如好好做做学问，从法律上研究一下钓鱼台及东海问题。
马英九接受了这一建议，开始转向学术研究，最终在哈佛大学法学院完成了相关博士论文 《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Oil Disput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Legal Problem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Delimit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主要涉及钓鱼岛及东海的法律问题。我认为，他能用英文完成这样的学术论文很了不起，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对于今天我们理解相关问题依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篇论文也奠定了他毕生的保钓志业。
我只读过他1986年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中文著作《从新海洋法论钓鱼台列屿与东海划界问题》一书，获益良多。该书将国际法海域划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深入地研究论述了钓鱼岛及东海划界问题，实在难能可贵。他当时认为，无论钓鱼岛列岛归哪个国家所有，它都将仅可主张拥有周围12海里的领海，但这些岛屿不得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主要依据一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规定；二是钓鱼岛列岛的地理状况；三是认为中国并未实际控制钓鱼岛；四是认为海峡两岸未统一而难以在钓鱼岛大陆架划分问题上形成合力。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他完全否定了赤尾屿在划分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方面的可能性，但对钓鱼岛、黄尾屿则似乎尚可做出多种不同解释。
我曾于1997年在哈佛大学访学半年，经常去那儿的燕京图书馆，把相关资料翻了个遍。或许马英九先生当年也曾在那儿获得过一些文献资料，但他是否充分利用了馆藏日文古文书等文献，我不敢肯定。因为他博士论文的重点并非考证钓鱼岛列岛归属，而是对东海划界及投资相关法律问题的学术研究。
在上世纪70年代的海外“保钓运动”中，也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主张，即杨振宁先生所说的有“左”的和“右”的。一些人主张“保钓促统”，心向祖国；一些人虽坚持“保钓”，但持有针对大陆的“反共”立场，与台湾当局保持一致。作为国民党体制内的保钓精英，受当时台湾岛内意识形态的影响，马英九在台出版的著作中对中国大陆的某些称呼欠妥，但瑕不掩瑜，他还是深明民族大义的。历史证明，在学术保钓方面可以殊途同归。
十多年前我曾在台北见过马英九先生，印象深刻。当时我应邀出席台湾政治大学主办的钓鱼岛相关学术研讨会。台湾东吴大学前校长刘源俊先生是“老保钓”，此前组织过多次这种讨论会。马先生跟他很熟，过去每次开会他必到，但从2008年起因担任台湾岛内领导人就不便出席了。
尽管如此，会后他还是会在他的办公地点——就是所谓的那个“总统府”，会见与会代表，畅谈保钓。基本上都是他在谈，谈了约45分钟，话题主要是围绕钓鱼岛。他对这个问题如数家珍，作为行家里手讲得清清楚楚。他强调，“有人说我把钓鱼台说成是中国的不对，应该是台湾的。我回答他们，我说的没有错。钓鱼台从明朝起就属于中国，海峡两岸一个明朝。”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分手前，我把拙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里面有钓鱼岛的章节——当面呈送给他，并附上了一封信，邀请他方便时访问北京的清华大学。因为清华大学图书馆有“保钓运动资料收藏与研究中心”，他的著作是据有收藏价值的，所以我希望他方便的时候能访问清华。后来他发来一个“公文”回函，说收到我的书和邀请很感谢，但因身份所限而不便前往。对此，我心知肚明，只要能表达我对他学术研究的尊重即可。一晃十多年过去，这个已成为历史。此后，马英九先生一直不忘保钓志业，经常出席相关活动并做演讲，对钓鱼岛领土归属有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我们的共识也增多了。
问题3：可否进一步介绍一下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以及对当代的影响？【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可以查看我们的往期文章《诚食讲座 | 共同的记忆、未来的责任：历史烽烟与教育火种能否重燃保钓魂？》《周总理口中的海外五四运动：上世纪70年代的保钓风云》】
刘江永
其实当年海外的“保钓运动”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
1970年8月，美国表示要将钓鱼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与冲绳一起交给日本，这引起中国海峡两岸同声谴责。当时得知这一消息的台湾进步青年、台湾大学研究生王晓波在岛内《中华杂志》发表了《保卫钓鱼台》一文，其中便引用了上述罗家伦抗议檄文中的话，并成为“保钓运动”的口号。这篇文章传到北美后便点燃了海外“保钓运动”的激情，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精神。
1971年台湾各大学校园也爆发保钓运动，图为台湾大学的“大学论坛社”在校园内悬挂的标语 |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是二战的战胜国，为什么美国又把中国的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中国人绝不答应，这跟“五四运动”时中国的民意民情是完全一样的。在北美的爱国华人华侨和青年学子群情激奋，坚决反对美日私相授受中国领土钓鱼岛。有的人把手指剌破，在白布上写血书“还我钓鱼台”，跟当年中国青年呐喊“还我山东”是一样的。
王晓波何许人也？我稍微多说两句。最近有个热播的电视剧，叫《沉默的荣耀》，主要讲述了当年因为叛徒出卖，1000多名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被枪杀的故事。这些牺牲的烈士之中，吴石将军是典型代表。其实，在这些人壮烈牺牲之后出现了又一位英雄——王晓波的母亲章丽曼。她是江西人，丈夫王建文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长，与儿女于1948年先行随军赴台。1950年3月吴石等人被捕后，她被中共派往台湾潜伏，孤身深入虎穴。
遗憾的是，后来章曼丽还是被抓了。她坚贞不屈，曾吞金饰、大头针两次自杀没有成功，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9岁！她的丈夫以所谓“知匪不报”而被判了7年徒刑。那年王晓波才9岁，小妹不满周岁，从此一生坎坷。因为这个痛苦经历，他二妹体弱多病，30多岁就去世了，大妹患严重抑郁症，24岁时自杀。就是这样一个王晓波！他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努力，没有辜负他的烈士母亲，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由于他坚持“保钓促统”，1972年担任台大哲学系讲师时被开除，但他始终心向祖国，投身保钓，成为台湾统派领袖。
2014年，我曾有幸在台湾与晓波老师同台演讲，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遗憾的是，2020年7月20日王晓波老师不幸与世长辞，享年77岁。我讲这些，是希望我们大陆的朋友们千万要记住，台湾同胞有很多可歌可泣、值得我们敬佩的人和事。我认为，中国统一的前景是可期的，而那些卖国的汉奸早晚会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2020年，台湾统派学者王晓波去世，国台办称“王晓波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将铭刻在历史丰碑上” | 图片来源：中国日报网
主持人
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而且您把保钓运动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我的感触非常深。您在证据链中展示出的日本的这些材料，全部都是日本军方狼子野心准备侵略亚洲、侵略中国、侵略琉球和台湾等各个地方的军事准备。所以无论是五四运动也好，还是保钓运动也好，实际上都避免不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后要回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这条路线上来。
我觉得今天刘老师的讲座真的是让我感受非常深，我相信所有的听众也都感触很深，非常非常地感谢！而且刘老师倾几十年心力来进行保卫国家主权，维护正义，正本清源的研究，这样一个巨大的工程，我非常非常地佩服！我们食物主权也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刘老师来给我们做这个分享。
问题4：可否介绍一下目前台湾岛内“保钓促统”的力量及活动？【编者注：关于这个问题，也可以查看我们志愿者2019年赴台湾的访谈稿《在逆流中召唤：钓教协谈保钓精神与民众教育》】
刘江永
马英九在任内时，台湾教育系统曾支持了一个项目——“钓鱼台研习营”，以推进钓鱼台研究、传播与教育。后来民进党上台，这个项目就给断了。参与这些项目的台湾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林孝信先生、他的夫人陈美霞老师等等。林孝信是1970年代海外保钓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为保钓和主张中国统一，曾被台湾当局列入黑名单，禁止进入台湾。尽管如此，陈美霞老师认为他做的是正义的事业，一直跟他在一起，一直支持他，直到90年代以后，台湾实现所谓的民主化，他们才得以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后，他们继续从事“钓鱼台教育协会”等保钓教育和宣传，并积极参与海峡两岸的交流。遗憾的是，林孝信先生于2015年12月20日不幸仙世。而他所开创的台湾岛内保钓教育启蒙事业及团队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令我非常敬佩。他们都有自己各自的工作，也是有家有业的人，分别住在台南、台北，有时保钓开会或组织活动经常利用的是周六周日。他们开展的工作还包括与台湾渔民维权相结合，整理保钓口述史，向年轻学生进行知识普及，组织编演与日本当局海上抗争的保钓地方小戏等等。我觉得他们是很了不起的，在这儿对他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2020年6月9日，台湾三大保钓团体协同渔民代表与民间组织，于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办公大楼前拉起横幅——《不是尖阁、不是登野城──钓鱼台是我们的！》，抗议冲绳石垣市投票更名钓鱼台 | 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我觉得，我们与台湾岛内的朋友们在钓鱼岛的教育方面，有非常多的彼此认同。我相信，交流的过程会促使台湾更多的人心向祖国大陆，我们也可更深入地了解台湾。日本最怕海峡两岸在这个问题上走到一起，所以会不断地制造是非、挑拨离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不忘初心。初心是什么？就是要维护中日两国的持久和平，就是要在钓鱼岛问题上澄清争议，使我们双方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产生对事实的正确认知，这样才能防止反华势力铤而走险。
我们今天的讲座没有和其他国家，例如日本的朋友进行交流探讨。以后如果有机会，欢迎日本的朋友搭个讨论平台，可以就钓鱼岛归属问题拿我作为“批判”对象一起研讨。但是有一条件，说话要有事实根据，如果我错了，你可以批评我的观点，但不能人身攻击。最好在日本公开上线，向全球公开，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进行论证和展示，才能促进更广泛的相互了解。一次不行就多来几次。如果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就站出来，不要做缩头乌龟。这个问题要理性讨论，凭事实说话，而不能靠捏造不实信息搞单方面、洗脑式的信息茧房，欺骗日本民众，煽动厌华或反华的民族情绪。
战后80年过去，中日已经有三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大家已经习惯了和平生活。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记忆完全不同。例如，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正因为日本社会对甲午战争和殖民统治台湾的历史没有反省，一些人看到日本殖民开发时期在钓鱼岛上修建的石墙等，便会认为是日本付出辛劳开拓的疆土而决不能让给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认知与现实问题交织在一起，就可能使日本误入歧途。
日本从2014年起修改的教科书首次全面写入所谓“尖阁诸岛（钓鱼岛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当年受到这种全民教育的10岁孩子，10年后就会成长为日本选民。这10多年来，针对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领海执法巡航，日本官方和媒体就众口一词谴责中方“不断侵入日本领海”。因此，日本年轻一代对中国已没有历史负罪感和加害意识，认为那是89年前的事，与自己无关，反而感到自己现在在钓鱼岛问题上受欺负了，必须“加倍偿还”。这种“被害意识”和不安感通过网络信息发酵就会激起对华怨愤。结果，选举时的选票就会投给对中国持强硬立场并主张增强军备的候选人和政党，而右翼反华势力掌权后就会采取更加危险的对华政策，从而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
然而，和平像空气，你有的时候不会觉得它的存在。但是，看看加沙地带、乌克兰，看看世界上的战乱，这绝不是中日两国人民所期待的呀。人一定要走正路，第一个纽扣一定要扣好。中日关系也一样，不断澄清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就是扣好中日关系的第一个纽扣。他涉及历史认知、台湾问题、国际法、民族感情、海洋权益等，也是中日关系的难点与核心问题，所以我们都要老老实实做学问，实事求是做学问。最后，一定要胸怀天下。中日两国实际上是近邻，即使我们有理，也不能得理而对别人不尊重，我们还要尊重对方，要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
问题5：刘老师，您好！我是在台湾读书的大陆学生。非常感谢您的讲座！您刚才对钓鱼岛主权证据的梳理非常详实，特别是关于1950年代大陆官方地图的部分让我印象深刻。我想请教的是，就您所知，在二战后至1970年代“保钓运动”兴起前的这段时间（即1945年至1960年代末），台湾方面是否也存有类似的官方舆图或档案文献？非常感谢！
刘江永
台湾关于钓鱼岛的文献如《台湾府志》《重纂福建通志》等，大部分舆图都是根据中国大陆的资料来的，台湾本身其实并没有这方面很详实的记录。我刚才提到的台湾那个渔区，那是中研院档案管理的文献。这些在我公开出版的书中有展示，到目前为止日方没有提出任何认为不妥的地方。
关于1970年代“保钓运动”在台湾的相关文献和档案，我没有系统查找过，但我曾经与台湾所谓的前“新闻局长”邵玉铭有几面之交。他也是“保钓运动”的亲历者，撰写过《保钓风云录：一九七○年代保卫钓鱼岛运动知识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择》，值得一读。书中参考、引用了台湾当局大量的与保钓相关的档案文献、内部会议资料等。其中蒋介石相关日记，披露了当时台湾当局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各种考量，以及蒋介石对美国将钓鱼岛施政权交给日本的不满等。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保持学术好奇，不断提出有价值的新问题，甚至要勇于质疑自己以往的研究结论，这样我们才能有新的发现。另外，在研究过程中，还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我特别感谢那些跟我有不同意见的人，因为他们具有挑战性的不同意见，有时是最好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来源。与此同时，针对日本政府外交网站上类似所谓“16问16答”等关于钓鱼岛归属问题上的诡辩宣传，要进行全面驳斥。
主持人
谢谢刘老师！线上有一位叫“春”的听众，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提出一些意见，比如“共产党执政下钓鱼岛可能会搞不好守不住”。我觉得不论他是日本朋友还是中国人，在刘老师提出的这些历史证据面前，都不得不承认日本对钓鱼岛的窃占行为。
事实上，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呈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拒绝承认自己的战争罪行，拒绝承认自己在东亚犯下的侵略罪行。在这个基础上就钓鱼岛问题和中国对话，实际上是得不到一个真正的结论的。只能在日本承认战争罪行，真正地反悔，真正地能够对亚洲人民做出和平的举动之后，我相信钓鱼岛和其他的类似问题才能够真正得到解决。
刘江永
你说的很对！因为钓鱼岛问题实际上发端于甲午战争，所以如果日本对日俄战争以前明治维新时期的战争历史没有正确认识，就会认为只要打赢了就不必反省，不只是钓鱼岛问题，而且对台湾问题也不会有正确的认识。虽然战后80年了，但他们的思想似乎仍然是活在战前。这对两国关系带来的损害可能超过他们的想象。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些人通过听一次讲座，思想就有什么根本改变，但是我们仍要着眼海峡两岸的广大人民群众，着眼日本青年，着眼长远和未来，共同探讨，澄清争议。每个参与者都有发表看法的权利，但如果他出言不逊，使用过激语言，只能让旁观者清，使大家更能在对比中辨别是非，这反而是件好事。我理解，所谓厚德载物就应该有这样一种自信和胸怀，去不断追寻和传播真理，同时保持谦逊的态度，继续做好我们的研究，投身我们的志业，谢谢大家！
主持人
刘老师说得非常好，我觉得非常适合作为最后的总结。我们在讨论历史问题、讨论钓鱼岛问题的时候，也不是为了意气之争，争这个岛屿到底是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关键是最开始刘老师提出来的：现在这个争议已经导致中日之间不和平的风险，如果这个矛盾最后真的爆发了，遭殃的是中日两国的老百姓。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大陆同胞，我们团结起来要反对的不是日本人，而是反对这种强权，反对这种战争、反对侵略。所以，最后还是希望我们中日实现和平，这也是我们讨论钓鱼岛问题的一个真正的初衷吧。
各位听众，非常感谢大家参加本次讲座，希望有所收获和感触。最后记得不要再提“尖阁诸岛”了，听到这个词我们应该反对。大家周末愉快，再见！